关注“临时夫妻”不能光盯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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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10-18

关注“临时夫妻”不能光盯性

标签:

农民工

一夫一妻制

婚姻道德

妇女

作者:阎海军

分类: 观点


从很多案例可以看出,“临时夫妻”除了生活上可以相互照应,合租租金、水电煤气开支等花销,两个人在一起还能减少成本,节约出来的钱可以寄回老家解决贫困。

近两年,关于农民工组建“临时夫妻”的报道不断见诸各类媒体,引发了很多讨论。有的人表示认可,有的人坚决反对并大加指责。还有一些社会学家也做了深入调查研究。这个略显陈旧的“新生事物”已经没了博人眼球的传播效应,重提只是想提醒,这个事必须正视。

笔者认为,对于农民工组建“临时夫妻”的现象,必须历史地、理性地看待,没有理性思考,简单的肯定和反对都会跌入苍白。

“临时夫妻”反映出了现今妇女在爱情问题上的主权意识

首先,我们应该回看人类婚姻历史,从中找到产生“临时夫妻”现象的历史逻辑。恩格斯在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一书中深化了摩尔根的历史观点,对人类历史做出了蒙昧时代、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划分。他强调,在各个时代有不同的婚姻模式。人类除了一夫多妻、一妻多夫、个体婚制,还有在今天听来耸人的群婚制。

“人类的婚姻,是以全无禁例始,逐渐发生加繁其禁例,即缩小其通婚的范围,而成为今日的形态的。(吕思勉着《中国通史》)”

一切社会制度,皆以经济状况为其根本原因。婚姻制度无疑是社会制度的一种。一夫一妻制,并非人类一直的婚姻制度,而是在经历了群婚等多种婚姻模式后才逐步演化来的。

现今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极高,尽管背离一夫一妻制的任何男女性关系在法律上都有明确的禁止,但在现实层面,你情我愿的男女关系不论多么乱,只要不伤及其他、酿出事端或者不被揭穿,是完全无人过问的私事。

“人类的性质,本来是多婚的(男女皆然)。虽由社会的势力加以压迫,终不能改变其本性。所以压迫之力一弛,本性随即呈露。(吕思勉着《中国通史》)”

用道德棍子抽打“临时夫妻”现象的时候,我们应当看到,挑战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越轨行为还有很多种形式。譬如一夜情、嫖娼、包二奶等。这些越轨行为发生的人群不论城乡皆有,这都是对现有婚姻道德和爱情价值的破坏。反腐案例中,通奸者十有八九,且不分男女。从这个层面而言,农民工组建“临时夫妻”,只是婚外情的一种,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,显露的只是“人类的性质”。但与其它一切践踏婚姻道德的越轨行为相比较,“临时夫妻”的组建倒是反映出了现今妇女在爱情问题上的主权意识。“临时夫妻”中女性的主动性,正是与男性趋向平等的性别体现。嫖娼、包二奶行为践踏一夫一妻制道德的主导者是男性,而参与的另一方完全是为了经济使然。“临时夫妻”中的女性坚守在生产劳动第一线,显然不是为了经济利益才去组合的。

因为爱慕而结婚,不为别的动机而左右。这才是人类男女平等的性爱。与这个理想对照,现实的男女结合五花八门。不过,作为一夫一妻制对立物的越轨,一直与一夫一妻制不可分离地存在,这无疑是对一夫一妻制婚姻模式的莫大讽刺,也是对婚姻背后非爱情主导因素的多头注释。

女性参与社会化生产劳动是被解放的象征

其次,我们应该看到今天女性从婚姻、家庭、社会解放的意义。人类从氏族部落的共产阶段一步步走来,通过几次社会大分工,母系社会崩溃,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,女性逐渐沦为男性的附属物,被私有制的社会形态所固化。在文明时代早期的经济社会结构中,男性所从事的社会化生产劳动明显比女性的家庭内务工作重要,因而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一直是从属的。文明时代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到来,需要大量妇女从私人家务中脱离出来参加到社会的生产劳动中,这给予了妇女解放。今天大量的农村妇女进入城市打工,参与的正是从家庭中解脱出来的社会的生产劳动。

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自1949年始,至今已60多年,中国妇女经济基础的增强,显着提升了她们的整体社会地位。过去传统社会秩序中对于妇女构成束缚的教条早已失灵。正是有了妇女整体地位的提升,才有了个别农村女性在城市打工时敢于积极接受城市生活观念,进而大胆突破舆论道德底线,去组建“临时夫妻”。这种作为在过去“三从四德”的秩序铁幕下,是不敢想象的犯规。

城市化浪潮是产生“临时夫妻”的总根源

再次,我们应该注意到城市化浪潮下农民工进城有很多现实困境,是产生“临时夫妻”现象的社会总根源。社会上已经存在的婚外情、性越轨由来已久,人们早已见怪不怪,农民工组建“临时夫妻”的现象近些年才发生,有一定新鲜性,所以引起了“围观”。人是群居动物。很多农民进城后,导致家庭离散,夫妻两地分居,长此以往,必然引发双方情感空虚,以及个性压抑。从一些新闻报道和社会学调查研究我们可以看出,“临时夫妻”的产生,多源自感情慰藉、性需要以及生活互助。

从很多案例可以看出,“临时夫妻”除了生活上可以相互照应,合租租金、水电煤气开支等花销,两个人在一起还能减少成本,节约出来的钱可以寄回老家解决贫困。

“临时夫妻”现象社会因素大于性

有的媒体认为促成“临时夫妻”的主要因素是性压抑,剥离了性和爱的统一性。媒体关注“临时夫妻”刻意放大性元素,无非是为了噱头和传播效应。对于“临时夫妻”现象的关照,应该综合考量社会因素。笔者认为社会因素远远大于性。

中国社会当下的现实困境——城市化抽空了农村的鲜活力量——构成了新乡土中国之忧。“临时夫妻”问题背后,无法掩盖的是农民工群体的一系列现实问题。城市里可望不可及的国民待遇问题,老家里无法割舍的留守问题……

人除了自然属性,更多地体现的是社会性。从社会性的角度考量,“临时夫妻”现象无疑是一个社会问题。我们从报道可以得知,很多“临时夫妻”感情脆弱,难以长久。男女双方经不起现实的纠纷,一谈钱就破裂。即便有的“临时夫妻”把关系发展成稳固感情,也会引发各自既有家庭的破裂,难免情仇矛盾,甚至不可预估的社会冲突。与否定一切婚外情一样,农民工组建“临时夫妻”的现象毋庸置疑是不能被许可的。更何况,敢于挑战婚姻道德和爱情价值的人毕竟只是少数中的少数。

探讨农民工现实问题,任何脚疼医脚、头疼医头的建议,都是治标不治本。农民的困境,核心在于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被固定了下来,有了工农产品价格越扩越大的剪刀差,有了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结构。这样的大背景之下,农业生产投入大、风险大、收益小,待在农村没有希望,现实逼迫农民背井离乡,去城市寻求出路。农民进城变成农民工以后,依然困境缠身。我们改变的努力必须从加强乡建开始,去寻求一条实现农村就地现代化的道路,让农民工、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看到农村的希望和未来,减少盲目无序地涌向城市。在这个问题上提倡市场化消解、自然化流动的人都是没有切身体会过农民工困苦的人。据预测,中国人口峰值达到16亿人时,就算中国城市化率届时达到发达国家的70%以上,中国依然有5亿人是农民,这么大的农村人口保有量,不好好建设农村是不行的。更何况,国家不能不重视农业。什么样的人都有,但是不吃饭的人全天下都没有。当然,我们也看到,国家现在正在下大力气推动扶贫工作,这是非常值得肯定和期许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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